爱尔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禁止离婚。因此，爱尔兰人无不对婚姻大事格外慎重，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爱尔兰各个市政机关办公大厅，都有液晶屏显示结婚须知：本处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不办理离婚登记。虽然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公民只能和一位伴侣终此一生，男女双方在结婚时可以协商婚姻关系的期限，从1年到100年不等。期限届满后若有继续生活的意愿，可以办理延期登记手续。

不但如此，婚姻登记费用也是根据婚姻期限的时间呈比例递减。最短的期限为1年，但是费用最昂贵：2000英镑。但如果结婚期限是100年，那么登记费用仅仅0.5英镑。根据婚姻期限，结婚证书也是不一样的。假如是1年，那么新人将得到厚如百科全书般的两大本结婚证书。里面逐条逐项列举了男女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小到清洁修理，大到生育教育，可谓是一本完善的家庭相处条例了。但如果结婚期限是100年，结婚证书则薄到一张纸条，上面仅仅写着法官的祝福：

尊敬的先生、太太：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对右手，右腿对左腿，左眼对右眼，右脑对左脑究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因为彼此的快乐而快乐。所以，让这张粉红色的小纸条送去我对你们百年婚姻的最美好祝愿！祝你们幸福！

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教育”、“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

回想起来，在日译名词被中国学界采纳之前，中日 两国在翻译西方科学词汇时曾有过一个自由竞争的阶段。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西方科学概念，到了两国学者手里，被译成了味道殊异的词，比如economics，中国学者译成“计学”，日本学者译成“经济学”；sociology，中国学者译成“群学”，日本学者译成“社会学”；physics，中国学者译成“格致”，日本学者译成“物理”。这场竞争最后以日译胜利告终，理由十分简单：单音为主、数量有限的文言词汇，无法移译数量众多的西方名词，而且容易曲解原义；而日本学者则突破了古汉语“字本位”的框框，创造了双音词乃至多音词，解决了词汇不足的问题，扩展了汉语的表义空间。

诗人蒲宁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流亡在国外，作品出版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他怎么写就怎么出版，但他从此没有了祖国。

1958年 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瑞典人看中，这一事件引起了苏联当局甚至“全体”人民的愤慨，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得罪当局，放弃领奖而留在了俄罗斯大地。

1970年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在蒲宁获诺奖之前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又得到当局承认甚至器重的苏联作家，一直到去世，他都在苏联享受极高荣誉和待遇。

1974年 索尔仁尼琴

棒球是日本体育项目中最有人气的竞技项目。一般日本人对棒球的钟爱可以用如醉如痴来形容。日本这个民族比较含蓄，不善言谈者居多，但只要聊到棒球，大约每个人都会眉飞色舞，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和选手如数家珍；特别是海外出差的日本人，大约见面后除了工作以外的最多话题就是关于棒球比赛的情报交流。棒球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棒球也许是和日本人交往的最佳方式。

棒球来到日本还是三○年代的事。战后由于美国的影响，棒球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日本的职业联赛分为太平洋联赛和中部联赛两个赛区。每个赛区各六个队，每个赛区的冠军最后进行决赛以决出年度总冠军。此外，每年日本都要举办水平很高的高中联赛，许多年轻有为的选手就因此崭露头角而直接加入日本职业联赛。

日本职业联赛中的皎皎者也频频登陆美国，加入美国职业联赛。现在活跃在美国的野茂英雄、铃木一郎等都是日本的超人气选手。日本的电视台可以不转播世乒赛、世羽赛，但这些人参加的比赛，哪怕有很大的时差也不厌其烦地转播实况。不难想象日本棒球运动所反映的日本体育的这种封闭、偏颇、狭隘如何能造就出奥运的金牌选手？毫无例外，08年的奥运会，除了柔道以外恐怕日本还是只有沦为看客的份了。

相扑来源于倭国神道的宗教仪式。人们在神殿为丰收之神举行比赛，盼望能带来好的收成。在奈良和平安时期，相扑是一种宫廷观赏运动，而到了镰仓战国时期，相扑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18世纪兴起了职业相扑运动，它与现在的相扑比赛极为相似。神道仪式强调相扑运动，比赛前的跺脚仪式(四顾)的目的是将场地中的恶鬼趋走，同时还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场地上还要撒盐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为神道教义认为盐能驱赶鬼魅。相扑比赛在台子上进行。整个台子为正方形，中部为圆圈，其直径为4.55米。比赛时，两位力士束发梳髻，下身系一条兜带，近乎赤身裸体上台比赛。比赛中，力士除脚掌外任何部分不得触及台子表面，同时也不得超出圆圈。比赛在一二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便能决出胜负。相扑的裁判共由6人组成。主裁判由手持折扇“行司”登台担任，其余5人分别在正面、东面、西面及裁判席上。大力士的最高等级是“横纲”。下面是大关、关胁、小结、前颈，这四个等级被称为“幕内”，属于力土中的上层。再次是十两、幕下，除此之外还有更低级的三段目、序三段。最低一级叫序口。一个普通力士要想获得较高的等级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不经过艰苦努力，要想获得最低的等级，也是不可能的。

傅佩荣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哲学教授,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深研究而被誉为"当代的国学大师"。这里暂且不论傅先生的独特学术造诣，而只想小议他的传统文化意识观。

在傅先生的搜狐博客“人生励志”一栏中，我读到了如下几段饶有兴味的话。在描述了一位外国朋友如何学儒学之后，傅先生说：“……。我们如果不是有幸生为中国人，可以自由消化祖先的智慧财产并且转而推销给外国人，那么处于今日世界，还有什么是值得自豪的？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奖，可细想起来甚感不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干一种推销的工作，那实在看不出我们的文化有何优越之处。因为似乎任何有经济基础的人只要他高兴就能干这件事，尽管不见得人们会乐于接受他的推销。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喜欢以点盖全，只要哪怕是有一个外国人看了或听了、接受了他的传教，我们就会说“西洋人也开始喜欢我们的传统思想了”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已深受西方世界的欢迎”。

在同一栏里，另一段让人感兴趣的话是：“我们的文化资源又何只是儒家而已？但是，光是一个儒家就不容易掌握了。我与海外朋友交往越多，越觉得文化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王牌”。只有在谈到儒家与道家这些思想时，海外人才会觉得“仰之弥高”。当然，我们不能以贩卖祖先的遗产为荣，还须继续努力创造一点新的成就。”

余光中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梁实秋曾这样盛赞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可就是这样一位“一时无两”的文学大家有时也会说出一些不经过大脑思考的话语。有竞报记者曾经问他“对于前段时间世界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你怎么看？”，他的回答是“一个汉学家突然说了一句“中国当代文学不行”，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垂青而写作。至于说中国没有散文没有什么好的文学，这是胡说八道，不可以这样讲的。我们也可以说德国也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但不能这样毫无根据地说来说去。中国人要自信一点，不能因为瑞典人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他们的话没有这么重要。同时，我们对诺贝尔奖也不要那么看重，我一直的看法就是，不要把诺贝尔奖看作世界文学奖，把它当作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主要就是给西方语系的，偶尔给东方。世界有十几亿华人，华人作家遍布世界各地，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大奖。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评奖标准，而不一定要靠那18个瑞典老头在那里指指点点。”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大家居然有如此强烈的民族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居然会渗透到他的有关文学评论的理念中去。这很让人悲哀！我们可以不看重诺贝尔文学奖，但如果是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项事业，那就会失之标准，想来余光中先生也不会赞成什么“人权”的概念，因为它也是西方的产物。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她也有另一种烦恼。英国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就在遭受这种烦恼的折磨。莱辛坦言，“得奖受累”，获奖是“该死的灾难”（见新华网科技版5月17日的报道）。这让人大惑不解。然而，聆听了她的叙述之后，才疑窦顿开。原来，莱辛所不时抱怨的是自己现在已无法再进行写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了。这是荣誉背后的隐忧，但是，这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得奖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额外的附加奖励，创作本身才是真正的荣誉源泉，可在中国，这已经本末倒置了。诺贝尔奖已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功利目标，是一种可以规划和制造出来的东西。

2008年3月3……

黎鸣这个老头虽不时有些不知所云的言论，可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他对孔子的批判，可谓针针见血。在他的新浪博客上，我们可以看见《孔子彻底夭折了中国人的“脊梁骨”》，《把孔子永远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孔子还有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吗？》，《“儒学”为什么只能培育文明的“废人”》等等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孔子的批判大抵入木三分，可有一点黎鸣先生大概忽视了，那就是真正使孔子成为圣人的并不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学说本身，而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对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政治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没有汉武帝和历代皇权的吹捧，单单一个孔子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圣贤不是自封的，因为即便是他自以为是，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和大众的承认，那也是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