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现了被命名为“底层文学”（这个提法大有可讨论之处，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沿用此说法）的社会思想活动（作为事实上的写作行为，它的发生应该早于这个时期），这是一桩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事件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简单的文学行为，是因为所谓“底层文学”并不仅仅对应于一种我们熟知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同时，它也与以往反映民生疾苦、高扬“第三等级”道德旗帜的简陋的人道主义理想有根本的差异。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表达方式，这个笼而统之的命名背后，也显然缺乏可以彼此分享的共同的立场。究其实质，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巨大转型之后，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所激发、衍生的纠葛、矛盾、困扰、痛苦以及承受这些没有出路的智力情感的文学细节呈现。对于一个信奉GDP神话和鼓噪单向度“新新想象”的社会民族来说，“底层”的承受、表达与呈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健康的力量，完全值得认真对待。而事实上，“底层文学”确实成了当代文学批评关注度最高的热门话题。在这个话题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及其他相关的从业人员，挥洒着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意见。在近十年来，文学与批评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这样亲近直接过。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与商业逻辑大张旗鼓的登堂入室，一个建基于此前生产关系和文明形态之上的文学想象共同体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全分崩离析了。就创作而言，自从“先锋文学”出走以后，文学就再也没有找到一种足以呈现其自身力量的话语方式，而文学批评，则由于在其内部展开与时代对话并以此激活思想表达的自我生产能力基本丧失殆尽，也变得日益萎顿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唯一具有公共性的文学话题现身于文坛内外，它再一次激起和满足了讨论者对于一种虚拟的文学共同体的期待。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大多是陈陈相因，话题聚讼纷纭而又了无新意，已经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这再次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知识品格方面的懒惰与缺失。

　　 “底层文学”的命名从一开始就是未经深察缺乏反思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如此命名不能够理解，相反，由于它包含的信息太让人熟悉了，以“底层文学”指认某种带有倾向性的事物完全可以理解。之所以说它是未经反思的，就在于这个普遍的陈旧的命名法忽略了“底层文学”所具有的更为根本和尖锐的因素。很多讨论者过度看重从俄罗斯经验到现实主义，从“新写实”到“打工文学” 这样一条在文学史框架内梳理其由来的思路。这个思路最大的方便之处是似曾相识容易说话，可以调用很多现成的知识去归纳（更严重的是缩减乃至遮蔽）当下“底层文学”表达中不可通约的因素，所以在我看来，该思路等于什么也没说。“底层文学”与上述所有相似的思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的出现是文学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其各种危机所作出的积极的历史性反应，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拒绝所有带学究气的各种文学“主义”、“方法”式的讨论。在一个比喻的意义上，可以把一种公共社会知识描述和理解自己的方式称为“基本语法”，它所描述的事物则称为“语汇”。“底层文学”远不是现实主义语法可以容纳的“语汇”。我丝毫没有轻视现实主义的意思，相反，这个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一直是我所尊敬所热爱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在陈旧的思路下面“冷饭热炒”，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讲述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讨论。在当下的语境下再去论证它是不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深化，或者强调它是不是延续了左翼文学反抗斗争的光荣传统，都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它的起点应该在别的地方。

　　由于社会历史变革的缘故，以往据以分析社会结构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理论不再有效，“底层”的说法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也因此成了一个权宜之计。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正在形成甚至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名阶层，与此对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着“上层”或者“中层”。而这些不同的阶层在地位、资源、权利与义务等等方面形成的关系是绝对失衡的，关于这些方面，当代社会学家有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学后果之一就是：与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学（诸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相比，“底层文学”真正地具有了强烈而尖锐的社会阶层指向。尽管“底层”的主体位置不可能用传统的“语法”描述清楚，尽管它与其他阶层的冲突不再被表现为对抗性的，但它的出现却是文学与社会互动的最直接的产物，任何以文化的中介加以干预、界说的努力都显得捉襟见肘。

　　而这一点也正是讲述“底层文学”的困难所在。我们看到最为滑稽的局面是，一方面，一个接一个的“底层文学”被或情绪激昂或声泪俱下地泛泛而论着，另一方面，热闹的批评界迄今都不能确认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底层文学”作品。任何一部略有影响的作品获得多少赞誉，就一定有分量相等的不以为然伴随着，争议性，成了“底层文学”的招牌。这种莫衷一是的状况显然无法用“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类的“趣味自由论”来解释，如上所述，当下中国的“底层文学”难以被当作具有相应的艺术成规和美学范畴的文学来讨论，人们面对着的，其实是被“底层文学”所指认、讨论者感同身受的社会思想状况。

　　这样一种状况是必然的吗？在绝大部分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作品在艺术表达上的粗糙激烈都被轻轻地原谅了，或者说这成为了一个不需要提起的共识，同时，所有的讨论都在强调和肯定“底层文学”与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直接互动这个价值面向，批评者始终都夹在一个艺术表达与社会表达的两难处境中。指出这种两难并不意味着“底层文学”在艺术上一定是不值得谈论的，相反，有很多“底层”作品在艺术上颇多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只是想表明，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底层文学”主体位置不明的同时，自身位置随之也难以确定。

　　本来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底层”，它的静态位置其实是相当明晰的，让人感到为难的地方是对它及其文学表达做动态的历史讲述。

　　一种回避两难处境的决绝的姿态和方法是在学术上建立起“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关联。在所有“底层文学”作品中，曹征路的《那儿》是影响最巨、争议也最多的。就我个人的观点看，与“底层”的更为广大的无名沉默相比，《那儿》并不能算是经典的“底层文学”，它是有名的，在“语法”上它更多地符合了“左翼文学”的讲述逻辑。从小说的题目到主人公的名字（朱卫国——赤胆忠心保卫国家）、身份（不是书记、厂长，也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工会主席），从叙述者身份（“我”是一个小记者，一个灰色的、良心未泯无所作为的、最终被一个阶级利益所感动的小知识分子）的设定到各个细节的组织安排，都显示了作者曹征路鲜明的主体位置感：革命的、曾经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小说不仅描写了“国企改制”的所有弊端，也由此涉及了社会变革过程中权力资本介入利益博弈并最终全面胜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歧路抉择的危机时刻，对于“底层”的利益表达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事情。但小说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过于强调了对当下社会结构的仿真性缩写：工会主席的特殊身份、老领导的老革命老八路身份及其关于“中央”与“下面”有所区别的通俗“语法”、海归博士处长的“买办”象征寓意，朱卫国选择的结局以及镰刀斧头等等，所有这些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设计，都使得它太像是一篇精心写作出来的“左翼小说”，而“左翼文学”的讲述逻辑也因此非常方便地把《那儿》听做一曲革命狂飙了。

　　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话题，暂时搁置不论。问题在于，除了已知的历史逻辑之外，对于“底层文学”的这样一种讲述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变革及其文学的更为新颖有力和更有建设性的消息吗？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描述本来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情感态度，《那儿》在所有的立场中选择了一个极其强烈鲜明的立场，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过往的历史中，与承担着中国最苦难的劳作命运且缺乏最基本保障的农民相比，工人阶级的确有过当家作主的自豪意识，现在他们重新要求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一种权利吁求不仅指向了当下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义，也宿命地包含在左翼的革命历史中。然而，历史的“语法”还同时要求着自己的语境，《那儿》作为一部小说完整的叙述结构却内在地与一种历史结构的分裂并存。对于这种分裂，使用“左翼文学”的讲述逻辑在理论上给予缝补弥合，尽管能够激活被冷落遗忘的精神资源，也存在一种把问题的复杂性做简化处理的危险。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那儿》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主人公朱卫国选择的结局，而是他在“维权”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他内心的困惑以及工人对他的不信任给他带来的道德摧毁。这种摧毁的力量来源于每个维权个体分立的合理的利益感受，这同时也表明，用一个以意识形态名义建立起来的利益共同体来解决历史困境的努力，是需要一些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努力的方式在今天注定要忽略极其复杂的个人利益感觉。而这一点，也是左翼讲述逻辑无法周全的地方。

　　这样一种状况，向批评者要求着一种更为新颖的知识态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批评精神。直面现实最根本的要义，不仅仅是运用已知的知识系统去衡量新近发生的、未知的事物，它还要求着一种知识的朴素与谦逊，要求着一种向生活学习的哲学姿态。在我们笃信和否弃的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为我们所不能详知的潜在的知识。而对于一种文学的讲述，除了已知的陈旧的“语法”之外，以一些经过深查辨析之后的“语汇”组织起一个有效的“语法”更是当务之急。毕竟，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不是凭空杜撰，它天然地要求崭新的思想资源以及能够表达这些资源的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