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点因素，让我对樟叶先生的长篇小说《五福》感兴趣：一是民间组织，二是刘五这个人物。把它们串连起来的，便是革命。描写辛亥革命的全景式长篇小说，我以前也读过一些，譬如《孙中山》、《辛亥革命》；局部地要解构历史的作品也有，譬如《银城故事》。但象樟叶先生那样表现长安起义及随后革命进程，闳而又缩小，小而可放大的历史创作，还是不多。原因仍是上面所说的这两个构成了作品特色的因素。

    天地会，哥老会，红灯教，义和拳，我们以前在沙汀先生、李六如先生和随后冯骥才先生的作品中都曾看到过。在中国的大一统封建社会中，要求“天下归心”，原本是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组织的，它们也被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乱世症候”。小说中的哥老会自清道光中叶起能长期存在，是由于它逐渐地淡化了反清复明的宗旨而趋向了日用性。不过当革命大潮涌来时，这一民间组织还是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成了长安起义成功的重要力量。哥老会的龙头大哥刘五由此也成为了陕西兵马都督。接下来，让人感兴趣的一幕便出现了，从北洋政府到同盟会，都想整治、限制乃至解散哥老会。我认为这是小说《五福》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包含着暗杀、火拼、血战、背叛，哥弟义气，上台和下台一系列的故事发展。民间组织创造了一种秩序，又破坏秩序；它已成为起义成功后一支不安定的乃至破坏革命的力量。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杂文中说到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先生的话也适用于刘五这位草根人物、草莽英雄。据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他在光复长安的起义中立下大功，随后西征乾县，在抗击清军的反攻中又赢得了“三秦名将”的美誉。刘五顺应时势，默许对骄横跋扈的子午堂大哥唐新甫的暗杀，解散太白山堂和限制哥老会各山堂活动，是小说重要的一笔，也是他对革命作出的某种历史贡献。刘五多次说到，哥老会本是下层穷苦百姓的互助组织，他要改造哥老会，改变其在民众中受歧视的形象，使洪门兄弟能顺利地返回社会。这种说法未免太堂皇。刘五作为哥老会的袍哥大爷是否还能代表这些穷哥们已是一个疑问。从他出手就是一万两银票，与收罗了各种古玩字画献媚讨好陆建章，以及四处打点，经营自己的私产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有趣的是，刘五被袁世凯派来的陆建章剥夺兵权下台后，当他想东山再起时，仍是要联络和利用榆林地区未被整顿的哥老会的组织和力量，这又使人想起了革命循环论。

    以“讲史”与“演义”的形态出现的历史小说，传统的方式是使历史演变为“传奇”；现代的要求则是努力地使“传奇”贴近或部分还原历史生活的真实。我认为《五福》也有这样的追求。刘五似乎可以说是一个“污点英雄”。这在当下的历史文学创作中，已不能算是一种新发现了。或许在那浊浪滔天的年代，弄潮儿们要想保持清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樟叶先生的小说中，有许多处的描写都是颇为精彩的，譬如彬乾保卫战血流成河，惨烈无比，弟兄们的尸体高垒于亭口桥，成了刘金财他们后撤逃离的“肉桥”。譬如刘五回乡祭祖，荣归故里，先手起刀落，铡了曾欺辱过自己父亲的乡绅李俊彦。还有地域风情的描写，包括那可精致品尝的羊肉泡馍，可惜非秦地的外乡人是很难体会其美味的。刘五年轻时随军西赴新疆伊犁，学吹号及与美菱相处的那段故事，估计有作者较多的虚构的成份，也许只有这一段浪漫的生活，才是主人公最值得纪念的纯洁的岁月；不过既然孕天地造化之灵气的野姑娘美菱都能演变成北京城中的贵妇人，刘五投身辛亥革命后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的书名也寓有含义，它来自刘五的父亲，一位私塾先生对他的教导：天有五方，地有五藏，情有五礼，人有五福。五福即酒色财气加喜丧，要占据这五福，便得出人头地。刘五便以他的一生在实践着这样的“五福”。少数的先知、先行者是能够克服私欲，掌握革命的真缔的；而多数的人还是只能投身那种传统文化下的革命，这确是我们的不幸。如此看来，革命便不是改朝换代，江山变颜色的事了，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历史领域应是长篇创作的一个优势领域。我们只有在摆脱了各种具体诉求、利害纠葛后，才能把过去生活视为是历史，形成对于生活（包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对于世界的一些系统的审美认识。此时，和当下生活的创作相比，关注点和欣赏点、想法与情感以及心态就会不一样。我想，樟叶先生就有这种进入历史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