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莫哈比，但我们都叫他老莫。开始时他莫名其妙，不知叫谁，甚至有点疑惑。我告诉他，这是中国人之间一种亲切的称呼，他很高兴，从此只许我们叫他老莫，不准再称先生，有时我忘了，叫他莫哈比先生，他也故意佯装不懂，调皮地摇摇头。
　　老莫1951年生于布隆方丹，父亲为小学教师。他从北方大学毕业后，曾在大学当讲师，在中学当校长，现在是南非文艺部的官员。他是作家和语言学家，用塞索托语和阿非利加语（由17世纪的荷兰语加入法、德、英语等组合发展而成）写作，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民间故事、语法书等二十余部。在布隆方丹阿非利加语博物馆，入口处有一个展柜，专门陈列他的著作。他走进博物馆，许多人过来与他握手、拥抱、拍照。他是故乡的名人，故乡的骄傲。
　　老莫的日子过得不错，有房有车。他开大奔，夫人开宝马。夫人毕业于南非大学社会学系，现为南非大学讲师。她满头小辫，扎在脑后，体态丰满，不太爱讲话，总是微笑着跟在老莫的身后。在参观种族隔离展览馆时，她指着墙上黑人游行示威的图片说，我参加了这次斗争，当时还是学生，被当局逮捕，几十个人关在一个厕所里，三天不给饭吃，遭到毒打，八天后才被放出来。南非今天的自由民主平等，来之不易，是用血和泪换来的。
　　老莫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开普敦上大学，儿子已从电子学院毕业，在一家公司当电脑工程师。去索维托黑人区参观那天，老莫从家里开车来，带着夫人和儿子，陪我们参观。索维托是犯罪高发区，他们全家来，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他虽然没说，但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高大威武的黑人司机，加上他们一家三口，四个黑人，一个白人官员与我们六个黄种人，人多势众，安全系数大大增加。中午吃饭时，我邀他们一家一起用餐，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们自己吃。原来他们一家是自费义务保安，连参观的门票都是自己买的。老莫这个官，公私分明，律己甚严，值得尊敬。
　　老莫办事认真，甚至有点古板。去年他来中国访问时，在新加坡转机，但行李出了差错，没有同机到达，而第二天上午就要与中国作家会面座谈，他的西服放在衣箱里，只穿了件衬衣，就急着要买西服。我劝他说：不穿西服没关系，扎条领带就行了。他说：这是南非访问中国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我是团长，不穿西服不礼貌，还是买吧。幸好住在和平饭店，离王府井很近，我叫翻译陪他去。到了晚饭时间，他们还没回来，我打电话给翻译，问是怎么回事儿？翻译说，王府井的服装店都走遍了，没有他穿的衣服。他个子很高，肥胖，肚子像一口倒扣的大锅，悬在前面，想买一件把他庞大身躯包裹起来的衣服，确实是难题。
　　我说买不着就快点回来吧，但翻译说，他很顽固，非买不可，怎么说也不行……他们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老莫穿着新买的西服，鹅行鸭步，缓缓而来。那西服显然过小，套在身上，紧巴巴的，时刻有爆裂的危险，根本系不上扣子。
　　结果第二天上午，他的衣箱就到了，白搭功夫白费钱。
　　老莫对代表团要求很严，每次集合，都遵守时间，正点出发。团中有一位年轻的作家阿沙约夫，在大学教书。在武汉访问时，他希望能与当地大学建立交流关系，互派教授讲学。我以为这是好事，应该积极促成。阿沙约夫向老莫请假，老莫不同意，他说我们是作家代表团，来中国是与中国作家协会交流，建立关系，没有别的任务。闹得阿沙约夫很扫兴。
　　老莫很会讲话，每次座谈和宴会，他的讲话自然得体，且不乏文学色彩。他说作家过着ABC的生活，Armchair椅子、Bottom屁股、Compose写作。作家的屁股要与椅子亲密接触，也就是说要耐得住寂寞，呕心沥血，才能出好作品。他聪慧自信，记忆和模仿能力很强，简单的中文，他学会了不少，时隔一年，他还会说你好、谢谢、好吃、吃饱了。来中国十天，他爱上了中国，喜欢吃中餐，会用筷子。在南非，他就多次领我们去中餐馆。
　　临别那天，他说：我去年带南非作家团到中国访问，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山河的壮丽雄伟，中国作家的真诚友好，使我感慨至深。回国后，我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参照中国作家协会的模式，成立南非作协。我一直在学习中文，希望有机会再去中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希望两国能相互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在孩子们纯洁幼稚的心田，播下文化和友好的种子。现在，美国文化渗透到儿童的身心，令人忧虑，但又无可奈何。我与中国作家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看到了中国的自信、希望和未来。我小时候是个牧童，生活在山野中，在蓝天下，小河边，自由自在，心旷神怡。如今生活在水泥森林中，我感到压抑窒息，枯燥无味。我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写童年、田园、山林、天空、那种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的生活……明天你们要走了，我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到机场送行，但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他眼里闪着泪光，站起来，移动着庞大的躯体，走到每一个人面前，握手作别。
　　我紧紧握着他那肥厚的大手说，老莫，我在北京等着你。

上一条:
下一条：

我来评两句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