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压力说与问题的提出
                                             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

                                                                       李金铮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人地比例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对土地压力越来越大，乃至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只有少数学者模糊地提出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严重。其实，探讨人口压力问题的关键是人地比例临界点的确定。以往对此多有估计，按照这些标准衡量，现有耕地的确严重不足。但遗憾的是，大多并未论及计算方法，不知根据何来。近代冀中定县的个案研究显示，人地比例关系处于愈益紧张之势，但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并不意味着现有耕地就已经到了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地步。根据民间流行的消费观念和实地调查资料，可以对人地比例临界点做出比较精确的计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维持最低粮食消费角度看，现有耕地能够满足人口需求；从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消费角度看，虽有不足，但相差不远。进一步言之，近代农民生活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压力，而应当从其他方面寻找。

关键词：定县  人口压力  人地比例  消费水平

一、人口压力说与问题的提出

    土地关系主要由人地比例和土地分配两部分构成，而尤以前者为基础。也就是说，“农民的生活程度高低，须视所种田地的多寡以为定，而能种几亩田地，则又依人口的密度为转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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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第二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鸟鲁木齐，2007年8月)，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07BDJ008)、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革命权力与民间社会”(06JA770022)成果。

①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30页。

清初以降，人口数量猛增并深刻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国民生活，因而倍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检索清代康熙朝以降的言论，清代和民国时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乃至无法满足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共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指出：“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三年后他又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田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①乾隆年间洪亮吉发出的感慨，更是人所熟知，无须重述。②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尔萨斯人口论广泛传播，关于人口的社会舆论更加热烈，普遍认为人均耕地不足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托尼说：“中国农村问题虽则千头万绪，其实却极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够养活这一批挤在土地上的人。”③翁文灏认为：“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压迫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程度。”④费孝通断言：“中国农民的贫穷，基本原因是现有耕地太少，有没有耕地权还是次要问题。”“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断地增加，每个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积，一代小一代，总有一天他们会碰着这被生理决定的饥饿线。土地既已尽了它的力，挤也挤不出更多的粮食来。”⑤房师文甚至将人口压力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社会动荡联系起来：“人多而富源少，生活标准低落，人口密度过庶，中国之所以沦于半殖民地位，民贫国枯，纷乱连年者，其原因固多，人口密度过庶，实其主要之原因也。”⑥

    1949年后，刚从战争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压倒一切，很少有人再敢提人口压力，随之人口数量以空前速度窜升。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从严峻的人口现实回溯历史，又接续了原来的言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