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话，2008年10月4日，停放在河北南皮县烈士陵园一年多的张之洞尸骨，将被安葬到筹建中的墓地。这片墓地，本是张之洞最初安息的地方。

       归葬

　　郁郁苍苍的园林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

　　这是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十五日，河北南皮县双庙村张氏坟场正在举行张之洞的葬礼。墓地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底部直径近7米，四通大碑立在墓前。遗爱碑为门生故吏捐资所建，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这堆名字里，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中共的元老之一董必武。诸多亲朋门生、王公大臣从京城赶来送葬。就在这次隆重的葬礼举行之际，张之洞的声誉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张之洞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前三年，也正是这一历史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1863年，张之洞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众人瞩目的“探花”郎，从此步入政坛。中法战争时他任两广总督，启用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名声大振。后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铁局、织布局，修铁路，从“清流”派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

　　甲午惨败后，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兴，跟洋务派仅仅“师夷长技”不同的是，重新评估传统文化成为最主要的议题。“最后一个儒臣”张之洞，担心对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为此，1898年春，张之洞开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这部著作最核心的观点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新”的他不忘“卫道”。

　　此时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戊戌维新”被扑灭，义和团席卷北中国，京畿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在激烈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

　　1906年，年高老迈的张之洞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后被擢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站在了晚清权力的最中心，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尽管此时已经是“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但张之洞仍尽心竭力，试图力挽危局。

　　然而历史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909年10月4日）晚9时左右，在今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湖畔白米斜街11号院，73岁的张之洞含泪告慰床边哽咽的子女：“吾无甚痛苦矣。”随后离世。在他身后，留下的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

　　两天后（10月6日），清廷颁布上谕高度概括其一生，赐谥号“文襄”。曾担任张之洞护卫、时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兼任湖北提督的张彪，花1.2万两银子从江南购置沉香木做棺，快车连夜送到京城。尽管清廷赏银三千两治丧，但大部分丧葬资金由张的亲朋和门生筹措。张之洞官至一品，清廉一生，“到死，地不加一亩”。

　　张之洞逝世的当月，长子张权等奉灵柩回家乡河北南皮，用了一年多时间准备墓碑、墓志铭、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1910年12月，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合葬在南皮县双庙村。

　　仅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张之洞极力维持的晚清帝国彻底覆灭。尽管如此，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依然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意指张在鄂兴实业、练新军、办教育，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而史学家们也对洋务派的实干精神不吝赞美之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

　　正是在民间有着极高的认可度，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据张氏墓园的守墓人多年后回忆，张家坟场也曾屡遭劫难，其他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部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掘墓

　　转折来自于1950年代。1956年，牟安世著《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称，“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